尽管自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对项目的专项资金监管更严，但地方政府找到了许多办法去违背中央的政策意图，例如对获取专项补贴的下级部门转嫁财政压力等。

曹瑞（1989-），男，山东泰安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权法学。孙志刚之死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其以生命为代价换来国人上下对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的思考，也是同样的道理。

[24]基本权利观从此设计初衷的翻转与南北战争及战后通过的重建修正案——特别是其中的第十四修正案——密切相关。[26] 结构主义的第三个层次是指向未来的，因而也是规范性和具有建设意义的，其要旨在于重建一种新的、符合制宪史观的宪法基本权利理论。[11] 赵宏：《实质理性下的形式理性：德国基本法中基本权的规范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正因为如此，作为首先体现公共物品属性的基本权利这一社会资本更依赖国家的制度性投资。1967年11月，明日联邦会议在多伦多召开。

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利主要发挥以下几个功能[26] 张坤世、文国银：《行政合同诉讼的法律思考》，《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4期。内部视角是建立在基本权利是当事人的主观（subjective）、私性（private）和个体（individual）权利这一预设之上的。

宪章培育了一种把加拿大人看作是不分省籍、平等的权利主体的公民观念。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三种形态：以人对人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形态，以人对物依赖性为基础的形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形态。六、结语 自齐玉苓案开始，中国宪法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权利宪法化和宪法司法化的热潮。[17]权利本位主义在美国无疑是宪法意图以权利为中心脱离政治和伦理纠葛、建构职业化宪法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工具。

现代传统国家学与公法理论一直坚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截然二分。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

[52]总之，发掘、建构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多重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南北战争是美国宪政史的一道分水岭，是阿克曼意义上的有别于常规政治过程的宪法时刻。这与上文德国的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学说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在基本权利的主观性功能之外开拓新的功能，但因国家学说、政治理念、法律传统的不同导致二者在出发点与目的设定上又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将其称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27] Akhil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as Constitution,100 Yale Law Journal 1131,1201-1203 (1991). [28] Ashutosh Bhagwat, The Myth of Rights: The Purpose and Limi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7(2010). [29] [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还要求宪法应当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变迁、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这是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利又要承担起的、宪法赋予的一个新的价值维度。尽管魁北克相对于整个加拿大来说是一个语言上的少数者，但是在其境内同样也有以英语为唯一语言的加拿大人，他们成为了魁北克境内的少数者。第23条第1款规定：加拿大公民（甲）如其已经学会并且仍然懂得的第一种语言，是在他们居住的省份的讲英语或者讲法语的少数民族居民的语言，（乙）或者在加拿大已经以英语或者法语接受初等学校教育，而现在居住在他们已接受教育的语言是当地讲英语或者讲法语的少数民族居民语言的省份，他们有使他们的子女在该省接受以同种语言进行的初等和中等学校教育的权利。克服社会资本的结构断裂性危机，必须积极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生长土壤——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培育又必须以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为前提。

但这一主观价值实现的过程同时也在增进着客观价值，在此所体现的就是公共物品的属性。第2款规定，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

四、作为民族建构手段的基本权利 如果说前述基本权利的价值分析是在宪法稳定期展开的，是法律职业群体着眼于司法视角的推演，那么在宪政时刻或曰宪法重大调整时期，基本权利的价值就远非法教义学视角可以涵盖的了，需要从法政治学的视角予以审视。[13]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这一著名判决以及此后几个案件中所作的类似判决，成为确认基本权利具有客观价值秩序属性的最好助力，在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基本权利走出值单一价值时代而进入了复数价值时代。

[49] 姜峰：《宪法权利：保护个人还是控制国家？》，载《读书》2014年第4期。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格拉诺沃特（Granovetter）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很快就风靡盛行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30] [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进而认为基本权利的价值就是一元的、私性的。[47] 徐显明教授就曾指出，基本权利具有不可缺乏性、不可取代性、不可转让性、稳定性、母体性、共似性等六大特征。从此刻始，宪法基本权利从集体主义和地方州权主义向个人主义特别是少数人主义的方向质变，其价值使命也从保障多数人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转变为保障少数人免于多数人的暴政。

指向现在的层次是批判性的，集中体现了结构主义对权利本位主义的反思与解构。宪法作为一国立国之规范，从历史法学派视角察之，积淀着一国的文化历史，烙印着一个民族的性格，集成着一个民族的精神。

基本权利的落实有赖于实体法提供相应的组织与程序保障。结构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分别指向现在、过去和未来。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建构性功能则主要体现为建构一种泛加拿大宪法爱国主义。美国宪政史和宪法学说史的历史性转变事实上也吻合了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向现代人的自由转型的论断，即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

从表面上看，该项权利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公民群体，但是事实上它却阻止了魁北克地区对英语加拿大人的排斥，从而避免使魁北克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法语区。第6条第2款规定：每一个加拿大公民和具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人，都享有下述权利：（甲）迁往任何一省并在其地设立居所。[32]加拿大政府认为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人民的权利高于政府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宪法对全体加拿大人民个体人权的保护是民族性的基本条件，对民族的生存意志至关重要。基本权利的上述价值无疑都体现在各个国家的政治和宪制运行中。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8226;科尔曼（James Coleman）所指出的：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14] Christian Starck：《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11页。

[12]司法实践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著名的吕特案判决中曾宣称基本权利首先是防御性的权利，其首要功能是公民个体借以防御国家公权力的干预。[37] 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同时看到德国《基本法》和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影子。

[31] Government of Canada, Federalism for the Future, Ontario: The Queens Printer, 2(1968). [32] Government of Canada, Federalism for the Future, Ontario: The Queens Printer, 8(1968). [33] Government of Canada, Federalism for the Future, Ontario: The Queens Printer, 18(1968). [34] Sujit Choudhry, Bill of Rights as Instruments of Nation-Building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The Canadian Charter and Quebec Nationalism, in James B. Kelly Christopher P. Manfredi eds., Contested Constitution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33-250(2009). [35] [德]冯•多尔夫•斯登贝格：《宪法爱国主义》，陈克勋、赖骏楠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第2期。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是一个国家的宪法秩序，乃至整体客观法秩序的哲学立场的表达，是国家在各种生活关系、秩序领域中作用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根源。

[52] 当代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资本正在消蚀而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尚未完全建立。社会资本不仅仅是支撑一个社会的制度总和，它更是把他们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剂，社会资本是经济增长、公民社会和有效政府的重要前提条件。[4]在这一分类中，论者在凝练基本权利内在价值时也是将基本权利定位为道德权利的，这与耶林是相同的。第二，它是无形的，是建立于社会网络概念之上的。

[45]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中，社会资本主要就是建立于血缘、族缘、乡邻关系基础之上的。会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面向未来的联邦主义》的政策文件。

从广义上讲，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都可以被视为是保护义务功能。[7]基本权利除了主观性价值之外，在德国宪法诉讼实践中基本权利体现为客观价值秩序，具体体现为对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上位原则和规制根据，在美国三权分立宪制中更侧重是支撑三权分立的结构性限权功能，在加拿大则体现为立宪过程中政治决策正当性的源泉与基础。

关于第一个问题，结构主义者主张制宪时代有着迥异于现代人的基本权利观念，其时的基本权利在性质上是政治性的、集体性的、公共性的，是美国人民与残暴的母国政府抗争的产物。参见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